2015年12月22日（周二）15:00-17:00，北外国关前沿沙龙第四期活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行政楼209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主题是“权威竞争、多重责任与世界银行发展援助的改革”。本次沙龙学术活动由余博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讲、尹继武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持，并邀请史泽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和刘铁娃（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两位老师作为评议人。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教授也出席沙龙并发表致辞，表达对余博闻博士生应邀前来讲座的感谢。本次沙龙吸引了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十余名师生前来参加。
尹继武老师首先介绍了主讲人余博闻的基本情况。余博闻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专业为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2013年获得教育部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奖学金。他的博士论文旨在运用社会实践理论分析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的复杂行为。余博闻的研究兴趣还包括：全球气候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发展援助和国际组织改革。他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系“多大中国观察（CORN）”网络杂志的编辑，还是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气候治理研究室的研究员。他在WISC-ISA（2014）、CPSA（2015）等多个学术会议上宣读了工作论文。论文和评论文章见于《国际关系研究》、《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联合早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产经》等。
接下来，余博闻做主题发言，对其论文《权威竞争、多重责任与世界银行发展援助的改革》进行了解读。首先是问题的提出。余博闻认为，根据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国际官僚机构（包括世界银行）的官僚文化对其行为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就世界银行而言，自由主义官僚文化在相当长时期内主导了其发展援助的实践。在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的影响力广泛，受援助国家对世界银行原则遵循度也很高，相应的，世界银行的官僚文化相对稳定，其援助政策改革也很难超越自由主义规范认知。但是，近年来世界银行的改革则呈现出一些新特点。P4R（Program for Results）是世界银行于2011年开始推行的新型援助计划，它跳出了自由主义的框架，并参照借鉴了新兴援助者的做法。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在文献回顾方面，委托-代理模式没有充分重视国际官僚机构中官僚文化的作用。以迈克尔·巴尼特和玛莎·芬尼莫尔为代表的对国际组织微观运作的早期研究强调了国际组织官僚文化的稳定性。Chwieroth（2009）和Best（2014）分别对全球治理中两大重要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僚文化的演变做出了深入研究。但这些论述都过分关注国际组织内部变化，忽视了重要的外部变量---权威竞争---的影响，具体来说则是新兴援助国对世界银行援助的冲击。
在理论方面，余博闻引用了实践理论进行论述。实践理论认为实践往往表现为稳定的行为习惯，即一种缺乏思考和反思的、稳定的日常行为模式。这是建立在深度内化的规范认知基础上的。而习惯的改变则需要外界环境发生变化，导致习以为常的行为失去原有功效，即原有的习惯遭到失败，进而导致反思，最终促成新习惯的产生。依据这一理论，余博闻认为外界环境的变化，即权威竞争，使世界银行不得不调整其原有的放贷政策，也即改变其原有习惯，以增强其放贷的竞争力。此外，新兴援助实践作为世界银行反思过程中的参照物，使后者形成中的新实践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前者实践的一些特征。如今，新兴援助者（如中国，印度等）对世界银行的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而这也正是P4R诞生的前提。P4R是世行应对国际援助环境新变化而提出的雄心战略，要改变原有的援助方式，简化援助的审批环节，尊重受援国的主导地位，加大援助的效率。P4R本身就是以新兴援助国的做法为参照。然而，世行的这种实践改变又与其多重责任相冲突。这使其陷入改革不断但力度有限的困境之中。来自国际公民社会的压力是世行改革困难的重要原因。市民社会既有的价值观念，如环保、人权中心主义等很难发生改变，而世行又需要对公民社会的压力负责，因此导致了其政策创新的拮据。目前来看，P4R执行的过程非常缓慢，也并没有达到世行的预期目的。这说明，提高竞争力与对国际公民社会负责二者存在矛盾，世行需要在其中寻找更加均衡的解决办法。
余博闻的发言完毕后，史泽华副教授和刘铁娃副教授对其的发言进行了评论。史泽华老师则是首先对余博闻的论文结构和理论阐述给予了充分肯定。史老师指出，对国际组织官僚文化的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委托代理模式到人事变革冲击，最后到多元组织结构等的变化，余博士对前期文献和方法的梳理很清晰且有连贯性。在理论阐释方面，史老师认为，国际组织“新习惯”的产生既可能是外部变化塑造的结果，也可能是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研究者应在过程中把两个逻辑演绎的过程和界限更明确地区分开来。同时他还表示，目前国际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出现了相对弱化的问题，这背后不能排除大国操纵的成分。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际权力结构变革对国际组织文化变迁的影响，不宜简单地得出对比结论，可以以更辩证、更实证的方法看问题。
刘老师认为，援助模式的多样化已成为现今国际社会的趋势，新兴国家的援助对世界银行及OECD国家的援助形成了挑战，这其中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典型的案例。中国的援助更多关注项目本身，因此效率更高。但中国一直没有形成制度化的援助框架，因此中国应该在逐渐参与国际援助体系的过程中汲取国际援助的优点，需找国际和国内的融合点，为制定本国的援助框架提供积极的参考。此外，刘老师还建议称，以官僚文化的角度研究国际援助是可行的，但在文章的行文中应该更多的体现官僚文化这一特性，而不是太多的关注于具体的实践流程。
来自外交学院的吴文成老师认为，余博闻的阐述丰富了对国际组织文化变革的理解。但他表示，权威竞争和多重责任存在着组织内和组织间两种视角，需要加以澄清。此外，组织文化本身就以其稳定性为其主要特点，并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轻易的发生改变。余博闻回应称，此论文将权威竞争和多重责任限定在组织之间，而单个组织则被当做一个整体看待。此外他还表示，世行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不断吸收了不同组织和社会的价值理念，包括环保和人权等，这些也都内化成其组织文化的一部分。但已经内化的规范还会被打破，显示了竞争的重大影响力。
在场的一位学生提问PFR体制的产生是否是以中国对外援助为参照体系，这其中有何具体的体现。余博闻回应称应该从世界银行如何看待中国的援助入手。在PRF的报告中显示，世界银行认为当今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中国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通过文献对比也可知，PFR的规则的修正中有很多与新兴援助国做法类似的地方。此外，受援国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中国等新兴援助国的出现使其接受援助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些均可以体现出新兴援助国的参照作用。
此外，在场师生还就规范倡导者、国际组织功能泛化以及亚投行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最后，尹老师对本次沙龙做简短的总结，提出了从建构主义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的必要性。他再次对主讲人余博闻及各位与会师生表示感谢。本次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高强供稿；谢仁宁供图）
